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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为例，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本级和区县本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96.32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325.49亿元，年均增长33.23%。

中国等国需要美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也将给调整后的美国经济奉上大礼单。中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美国消费者的外部需求。

长期以来，一些人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另一条道则充满机遇：美国可以采取新的经济增长战略——从过度消费转向以储蓄为基础，用储蓄来投资民生和基础建设项目。我们只能期望华府抓住时机，将中国人的战略调整转化为本国发展繁荣的新资源。上述因素都值得研究，但绝非当下中国经济趋缓的根源。（本文原载《南华早报》2014年2月21日，原标题The Chinese economy is moving on, and so must America's。

如此一来，美国将获得出口部门的鼎力支持。中国也严重依赖美元来支撑本国被低估的人民币，以促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化。

第二，劳动力成本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裕。我认为有四大因素：第一，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意味着出口导向必须转向扩大内需。对于经济前景和改革动向，中银国际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的判断。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事权的上收，而不是财权的下放。

中国居民（包括企业）不得对外负债。我个人认为，前一种思路是对的。

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调结构，重点发展服务业，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等。很重要是因为这是个财政体制问题。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出口引领着国民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出口与投资的关系上，不是出口增长带动民间投资，就是出口下降逼迫政府扩大投资。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次会真的有变化吗？ 曹远征：我认为会。

第二，中国的工业又是出口导向型的，进出口的规模曾一度达到GDP总额的70%。我做了三十多年宏观经济研究，没见过下滑的时间如此之长，超出预期。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只有7.7%，为1999年以来最低。但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并非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独立自变量，而是依附于外需的因变量。

这两个税的开征不仅是对财政收入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公平有意义，有利于防止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  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极端重要 南方周末：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将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作为了重点，你认为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曹远征：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是极端重要的。

这样一来，上海会成为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三中全会的重大举措，是重新确定中央、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两年前，我们一般估计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很细，根据那次数据，我推算的结果是1.4-1.5之间，还有人算得更低。自贸区的革命性变化就在于，除了禁止的以外，其他就不用审批了，这是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西方那套征税制度在亚洲社会很难复制，技术条件不成熟所以改不了直接税，而增值税是根本放不到地方去的。因此上海是个本币中心，上海和前海不同在于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1993年起在中国大规模发生，形成了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中国经济必然而且已经进入新阶段了，新阶段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按IMF的标准资本项下一共43个科目，中国只有三个资本行为主体科目还没有可兑换：外商投资审批FDI。这是中国经济既定结构下的规律性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现象。

过去几年中国最低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有意思的是西部上涨的比东部还要快。我们现在也在征个人所得税，但基本是人头税，不是国外真正意义上的与赡养人口和家庭负担相关的家庭所得税。

如果是1.4-1.5，人口高峰只有14亿，发生在2025-2027年左右。资本项下本币开放，只不过本币和外币目前还不可兑换。

第二，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30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下滑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现在有乐观和悲观两派，乐观派估计中国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悲观派认为国内外因素都有很大不确定性，土地财政、地方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内部哪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对经济形成大的冲击。  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变化，牵动着整个市场。当年加入WTO时，我们与国际规则接轨废除了2700个条例，如果中国"第二次入世"加入TPP和TTIP，那还得废除多少规定？ 南方周末：上海将建立第一个全自动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你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为什么？ 曹远征：人民币从2009年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之后，到现在大概占了对华贸易的14%左右，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货币和第九大支付货币，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和伦敦三个离岸中心。

这个挑战是深刻的，冲击将是全面的。土地资源也紧张，2011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5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我想特别强调管理经验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开放来知道金融业应该怎么做、怎么发展，通过服务贸易开放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的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解决地方债问题的办法，一是严肃财政纪律，重新划分事权。

1994年我也参与了分税制设计，当时我们知道事权划分的重要性，但没有办法划清楚，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当时讨论财政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相关，国家组织形式分为联邦制和集中制两种。但对于增长前景，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预判，乐观者认为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悲观派却认为国内外环境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蕴含着极高风险甚至可能崩盘。

比如竞争中立，政府不能袒护市场的一方，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不分红就意味着对别的企业的歧视，这叫竞争不中立。南方周末：但调结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调结构，提"两个转变"，即经济运行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式。这个数据有哪些含义呢，至少有三个： 其一，如果这个数据是1.8，那么中国的人口高峰值将是16亿左右，发生在2030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现象，表面是融资难问题，核心问题是订单没有了，没订单借的钱就还不上，没良心的就跑路了，有良心的跳楼了。

允许发地方债的好处是至少要经过市场检验能否卖得出去在西班牙，进口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下滑10%，而在希腊，进口下降了40%。

2002年至2008年失衡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工程"(currency engineering)。这最终应能确保中国不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并累积外汇储备。

以经常账户赤字的明显修正为例，要不是进口大幅下挫，这些修正是不会出现的。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支出变动与经常账户状况变动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